江西保险业举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营承诺签约仪式

在此过程中，在诸如透明、问责、善治等更华丽的修辞之下，信息公开更加基础性的民主价值被有意或无意地淹没了。

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行政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并采纳其合理的意见。也就是说，一个行政决定被否定，是对行政违法因素的综合判断的结果。

镇政府对违章建筑强制拆除，没有依照广西程序规定第27-29条规定的登记立案、调查取证和处理的程序，导致执行缺乏依据，程序存在瑕疵。 三、地方行政程序法典化及实践的意义  （一）地方行政程序案件裁判和程序规范适用的总结   1、案件裁判对地方行政程序法实施状况的印证 截至2013年末，福建省共有30个行政诉讼案件涉及到福建程序规定。相对人拒绝到现场配合质检机关进行行政调查，消防机构执法人员应质检机关的行政协助要求，强行将相对人的仓库门撬开，将仓库的液化气瓶运到气罐站存放，并由质检机关单方对钢瓶进行检测，法院认为这符合福建程序规定第21、24条规定的立案调查、收集证据的程序，证据合法有效。法院认为，虽然如此，依法应当拆除是不可避免的，镇政府执法过程存在的瑕疵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的最终结果。法院认为，广电局的处罚决定23天后才予送达，其行为违反了程序规定，虽应予以纠正，但仍然判决维持处罚决定。

郑丹诉合浦县人民政府等土地登记行政注销纠纷案，北海市中级法院（2012）北行终字第24号。根据广西程序规定第56条规定的相对人拒绝接受行政处理决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的送达回证上签章和记载的规定，县政府在送达回证上的填写要素存在漏项，但是法院认定送达回执签名遗漏，以缺乏调查笔录，不影响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因而日本的法务省将ＰＦＩ监狱称之为官民与民间共同经营的混合型监狱。

针对何者为国家责无旁贷的宪法责任，德国学界习惯用高权任务（hoheitsrechtliche Aufgabe）或国家核心功能（Kernfunktionen desStaates）的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24]而英国的经验非常清晰地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核心政府活动是不能民营化的。2.恪守行政谦抑 我国很多领域的改革走的都是一条政策先行、立法滞后的道路，政策具有的不稳定和随意性给行政主管部门带来了很大的裁量权，而裁量权的行使在给行政机关提供足够创新和探索机会的同时，也滋生了权力滥用的温床。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亦没有制定公共服务外包的专门法律，要改变这一制度无法可依的困境，我们可以考虑制定公共服务外包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服务对象的界定原则和方法等予以规定。

美国宪法并不禁止将政府权力外包或授权给私主体，但其中最主要的宪法问题是涉及到对自由权、惩罚权以及保留给犯人宪法权利的剥夺。在干预行政和给付行政两分的格局下，一般认为，给付行政领域的任务具有授意性，更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承担的生存照顾义务，在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密度上亦较疏。

（4）外交事务执行及外交政策的决定。为了平息争论，美国在一系列的法律文件中确立了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职能是私有化禁区的原则。应当在遵循基本权利保留、适度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健全立法保障、恪守行政谦抑、完善社会监督，实现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良好效果。……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

故当我们在判断某一核心国家任务是否能够引入私主体参与时，不能一刀切地认为整个警察任务都是私主体参与的禁区，它需要精细化的界定和分析。所有理论上的探讨都只可能提供一种思路，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范围的理清仍然须借由实践的探索、推动。总有一些责任或目标被视为是最基本的，本质上是政府的，以致于只能让公部门来提供，诸如公众安全、环境保护或国家安全。此等职能包括运用政府权力行使裁量的活动，及代表政府作成决定时使用价值判断的活动，大体而言分为两大类：统治行为，即政府裁量权的行使。

政府必须保留对犯人收监和释放以及对基本权利的剥夺，其中包括纪律处分、假释、良好行为、休假等的最后控制权。[17] Martin E.Gold,The Privatization of Prisons,28 Urb.Law,359,1996. [18]参见黄锦堂：《行政任务民营化之研究》，载《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吴庚大法官荣退论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92-493页。

[12]这些都表明虽然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在实践层面上得以展开，但仍存有诸多法律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作者简介：张鲁萍，西南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6年第3期。

易言之，广度解决的是可否民营化的问题，而深度解决的问题是可以民营化的程度问题。具体而言，该监督机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在确定要将某项行政任务委由私主体完成时，主办行政机关为了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应充分征求专家的意见，展开相应的民意调查，对能否委外，如何委外等问题寻求公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政策。因而，要给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划出一个明确的范围本身是很难的，行政任务的开放性使得所谓的任务清单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关键要落实到某一特定的行政任务本身。（7）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管理权。同时，它没有可以通行于各国的统一的标准，甚至本身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12）在联邦采购中A．决定采购哪些财产或服务，B．参加有关审标、选标作业的投票，C．批准契约文件，D．决标，E．管理契约，F．决定契约价格是否合理，G．终止契约。另一方面，考虑到给付行政领域的行政任务委外主要是借由合同这一载体，而行政合同在我国的运用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一部《行政合同法》时机并不成熟，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体例，在《行政程序法》中专辟行政合同一节，对行政合同的内涵、原则、种类、成立要件、效力、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变更、解释、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等进行统一规范，解决各地行政立法统一、效力低的问题。

其中，最低限度的民主原则和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最具典型意义。作为一个宪法性的事务，去认定哪一项职能是本质上的政府职能是困难的。

总体而言，上述表达非常泛化，例如，到底什么是更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到底什么是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指导意见》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虽然对此没有直接的案例，这些仍然是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下政府的宪法责任，因此最后的决定权不能被授权。

因而，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应通过建立一个公民参与 的监督机制，对行政机关和私主体的行为予以督促，进而消解行政任务委外的民主赤字。当然，现代行政的发展、国家行政任务的增多致使所有的行政任务都必须由科层式的行政机关来履行变得不切实际，国家为了更好地履行生存照顾的义务，不得不将部分不干涉公民权利的行政任务委由私主体来完成，对于严重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任务，仍保留给受代议机关监督的具有民主正当性的行政机关来完成。2.我国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现实界限 正是由于缺乏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明确的法律界限，在现实层面上，各地公私合作的方式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事实上，传统上被界定为干预行政领域的警察行政任务本身是非常宽泛的，根据《人民警察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行政职权包括：（1）治安防范权。

注释: [1]参见王克稳：《政府业务委托外包的行政法认识》，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因而，当给付行政任务的履行引入私主体时，亦应考虑基本权利保留原则。

其中，对于关涉到低收入群体基本生存问题的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带有强制性质的社会保险等不能外包给私主体，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综上，行政任务的公私合作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领域都能委外，私主体参与范围的科学界定是公私合作改革顺利推行的关键。

进入专题： 私主体 行政任务 。[19] 2.域外国家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界限之反思 从美国、德国、法国行政任务民营化范围的立法、学说中，我们似乎能够找寻出一些共通点。

当前，中央层面对公共服务外包最为重要的一部规范性文件即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指出，政府向社会购买的公共服务应当是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同时，对不能向社会力量购买的公共服务也作出了规定：对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以及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项目，政府不得向社会力量购买。法国判例将租税权、警察权及命令权视为与契约不相容的领域。（二）域外国家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界限 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公私合作改革并非源于我国，而是肇始于受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地方层面，根据《政府采购法》第7条集中采购的范围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购目录确定的规定，各地政府试图通过制定购买目录的方式来明确本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例如广东省政府颁布的《2012年省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第一批）》《绍兴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目录（2015年度）》等。

无论是2009年湖南南漳自来水民营化后酿成的浊水事件、湖北十堰城市公交民营化改制后的频繁罢运，还是郑州等地城管执法外包以暴制民 被叫停，抑或是频频见诸报端的协管员打人事件，都是源于政府急于卸包袱 而推诿自己在后公私合作时代应尽的保障责任。以该原则来确定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广度时，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该原则的适用意味着即便是传统理论中所谓的核心国家任务，如果在完成它时并不需要强制力的行使，或者只是属于该行政任务中的辅助性部分，因这一部分行政任务的履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较小，则可以委外，但对于该行政任务中需要强制性行使的、决定性的那部分行政任务则不能委外。

[9] 2.政府假借私主体的参与而放弃其应担负的职责 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除了公共服务外包为政府提供了诸如审批、服务定价和服务质量监管等方面的权力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是源于其卸包袱 的心理。恰恰相反，正是鉴于市场机制本身的非理性或者局限性，大多国家均强调核心职能不能委托或者授权社会组织、私人企业。

二是内容雷同，没有体现地方特色。这意味着在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国家权力垄断原则 固然已被抛弃，但行政任务之不完全可授性仍为各国所坚守。